《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总体方案》包括：

　　上海自由贸易区范围(深紫色区域)

　　1、在上海自贸区先行先试人民币资本项目下开放，并逐步实现可自由兑换等金融创新;

　　2、未来企业法人可在上海自贸区内完成人民币自由兑换，个人则暂不施行;

　　3、上海自贸区也很可能采取分步骤推进人民币可自由兑换的方式，比如先行推动境内资本的境外投资和境外融资;

　　4、上海自贸区在中国加环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TPP)谈判中也将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并有望成为中国加入TPP的首个对外开放窗口。[4-5]

　　建设来源

　　中国自贸试验区花落上海并非偶然。

　　在国务院的期许中[2]，上海自贸区将成为推进改革和提高开放型经济水平的“试验田”，上海自贸区很可能以“一国之内”自由贸易区的形式出现，它采取特殊的监管政策和优惠税收，对一国内的转口贸易、离岸贸易将有极大促进作用。

　　2013年3月底，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上海调研期间考察了位于浦东的外高桥保税区，并表示鼓励支持上海积极探索，在现有综合保税区基础上，研究如何试点先行在28平方公里内建立一个自由贸易园区试验区，进一步扩大开放，推动完善开放型经济体制机制。

　　据了解，李克强所指28平方公里即为上海综合保税区范围，其中包括2005年与浙江跨区域合作建设的洋山保税港区、1990年全国第一个封关运作的上海外高桥保税区(含外高桥保税物流园区)以及2010年9月启动运营的上海浦东机场综合保税区。

　　上海口岸服务办公布的数据显示，2012年，上海口岸外贸货物吞吐量累计达3.6亿吨[6]，同比增长5.9%，上海港继续保持货物和集装箱吞吐量世界第一大港地位。外高桥港区完成1536万标准箱，连续八年蝉联全国国际船舶吞吐量最高的港区。

　　政策创新

　　据了解，《方案》最终将可能落实到金融、贸易、航运等五大领域的开放政策，以及管理、税收、法规等五个方面的一揽子创新。[2]

　　“自由贸易区对上海未来十年发展意义极其重大，是最大的政策利好。它不是简单的免税消费和土地升值问题，而是上海将真正成为东北亚贸易和物流枢纽的契机和平台。”上海浦东改革与发展研究院某高层人士说。

　　在将迎创新的政策领域中，金融领域试点最惹人关注，上海市金融办副主任徐权表示，自贸区的试点内容涉及金融方面的包括利率市场化、汇率自由汇兑、金融业的对外开放、产品创新等，也涉及一些离岸业务。

　　自贸区还将深化外债管理方式改革，促进跨境融资便利化。深化跨国公司总部外汇资金集中运营管理试点，促进跨国公司设立区域性或全球性资金管理中心。建立试验区金融改革创新与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的联动机制。

　　而在贸易领域，上海自由贸易区将实施“一线逐步彻底放开、二线安全高效管住、区内货物自由流动”的创新监管服务新模式，这是较上海综合保税区的主要区别。

　　所谓“一线”，是指国境线，“二线”是指国内市场分界线，也就是自由贸易区的空间分界线。“一线放开，二线管住”正是目前国内各个保税区探索升级成自由贸易区的主流思路。

　　创新监管模式提出要将一线监管集中在对人的监管，口岸单位只做必要的检验检疫等工作;特别是海关方面将不再采用批次监管的模式，而采用集中、分类、电子化监管模式。

　　上海自贸区通过这种模式，可以达到自由贸易区内人与货物的高效快捷流动。总之，就是简化手续，降低成本，在自由贸易区实现“境内关外”。[7]

　　总理考察

　　在2013年3月底的一次基层考察中，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克强正是在这片土地上鼓励支持上海积极大胆探索，在现有综合保税区基础上，研究如何试点先行，在28平方公里内，建立一个自由贸易试验区[8]，进一步扩大开放，推动完善开放型经济体制机制。

　　李克强在座谈会上强调：“我们要用开放扩大内需，用开放形成倒逼机制，用开放促进新一轮改革。”

　　作为参加座谈会并发言的5位企业代表之一，上海WTO事务咨询中心总裁王新奎仍记得听到这番话语时的振奋心情。坐在自己的办公室里，他连连称赞，用开放促改革是一个“高屋建瓴的战略部署”。

　　“没有深圳的开放，哪有80年代的改革?没有浦东的开放，哪有90年代的改革?”王新奎说。

　　这位恢复高考后的第一届大学生还记得自己30年前在香港受到的冲击。在香港中文大学一间普通的小卖店里，他看着琳琅满目的货架，觉得“一辈子都没见过这么多商品”。当时，封闭了30年后，全国都停留在计划经济的僵化步伐中，只有毗邻香港的深圳蛇口工业区尝试迈出了开放的步伐。短短几年，那片面积仅有两平方公里的土地上一片现代化高楼拔地而起，并且产生了让国人为之目眩的财富。

　　带着羡慕的心情，1980～1990年间，王新奎不知道去深圳考察、学习了多少次。在之后的时间里，他也不断体会到“开放”所带来的变革成果：上世纪90年代，浦东新区的开发开放，让荒芜的土地变成了国际地位显赫的金融中心;进入新世纪，加入WTO后的中国企业，在国际竞争中“越战越勇”，也推动了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

　　他说：“就像李克强总理在讲话中反复强调的那样，开放本身也给我们带来了很大的红利”。

　　在十八大闭幕6天后，李克强就主持召开改革座谈会，突出强调“改革是中国最大的红利”。而在就任总理后的首次基层调研中，他仿佛为民众翘首以盼的新一轮改革找到了一条明晰的通道——进一步扩大开放。

　　李克强说：“要应对经济全球化的挑战，就要通过体制机制创新、通过改革来扩大开放，让跨国公司的亚太地区总部能向中国地区转移，这是一个稍纵即逝的机遇。”

　　他指出：“中国的服务业仍有广阔的发展空间，并蕴藏着巨大的就业潜力。要发展服务业，还要用开放来倒逼。”

　　他强调：“中国不能害怕开放，要一步步向前。中国走到了这一步，就该选择一个新的开放试点。上海完全有条件、有基础实验这件事，要用开放促进改革。”

　　同样在座谈会现场其他几位代表也在期待综合保税区的进一步开放。上海畅联国际物流有限公司总裁徐峰精打细算地跟记者分析：开放的自由贸易区是个引子，能够拉动其他消费，带活整个上海、整个中国的经济;上海市机械设备成套(集团)有限公司总裁、党委书记严锦顺则评价说，这对上海是一个巨大的商机，对全国的未来发展也很会带来示范效应。

　　在王新奎看来，在28平方公里的综合保税区上孕育的这场新一轮开放，不仅可能为其他沿海省份的转型提供经验，在国有企业改革、审批制度改革、投资制度改革等方面，都会做出有益的尝试和推动。

　　他说：“开放最后留下的，不是一片楼、一座城，而是一种体制的力量。”

　　这位66岁的老人期待政府能用当年的勇气和信心来推动新一轮的开放——就像30年前的蛇口一样。事实上，最初仅有两平方公里的蛇口不仅在开放中变成了一座现代化城市，它也像是一个小小的支点，撬动了中国持续30年的改革和高速发展。

　　在上海的座谈会上，李克强也提醒与会者，30年前，波澜壮阔的改革就是由四个经济特区的沿海开放带动的。

　　他说：“现在看来，用开放促进改革，仍然有很大的空间和动力。在这种开放的过程中，改革将释放巨大的红利。”

　　批准通过

　　通过方案

　　国务院总理李克强2013年7月3日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会议原则通过了《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总体方案》。

　　会议强调，在上海外高桥保税区等4个海关特殊监管区域内，建设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是顺应全球经贸发展新趋势，更加积极主动对外开放的重大举措。

　　会议强调，要进一步深化改革，加快政府职能转变，坚持先行先试，既要积极探索政府经贸和投资管理模式创新，扩大服务业开放;又要防范各类风险，推动建设具有国际水准的投资贸易便利、监管高效便捷、法制环境规范的自由贸易试验区，使之成为推进改革和提高开放型经济水平的“试验田”，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发挥示范带动、服务全国的积极作用，促进各地区共同发展。这有利于培育我国面向全球的竞争新优势，构建与各国合作发展的新平台，拓展经济增长的新空间，打造中国经济“升级版”。[5]

　　正式批准

　　国务院已正式批准设立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并已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并决定在试验区调整部分法律规定的行政审批和事项。[9]

　　2013年8月30日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四次会议通过了《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授权国务院在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暂时调整有关法律规定的行政审批的决定》，决定在自由贸易实验区内暂停三类外资企业的部分审批，改为备案制度

　　建设意义

　　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建设是国家战略，是先行先试、深化改革、扩大开放的重大举措，意义深远。这项重大改革是以制度创新为着力点，重在提升软实力，各项工作影响大、难度高。

　　中央经济改革的“试验田”

　　自由贸易试验区或将成为中国主动开放市场，尤其是开放服务市场和资本市场的先行者。此前，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上海考察期间为自由贸易试验区划定了范围。李克强表示鼓励支持上海积极大胆探索，在自由贸易试验区内进一步扩大开放，推动完善开放型经济体制机制。

　　建设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是顺应全球经贸发展新趋势，实行更加积极主动开放战略的一项重大举措。主要任务是要探索我国对外开放的新路径和新模式，推动加快转变政府职能和行政体制改革，促进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和优化经济结构，实现以开放促发展、促改革、促创新，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服务全国的发展。建设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有利于培育我国面向全球的竞争新优势。[1]

　　上海将获得更多制度红利

　　对于上海而言，自由贸易试验区获批推行，获得机会的不仅是贸易领域，对于航运、金融等方面均有“牵一发而动全身”的作用。

　　1、将使上海突破已有的条框，放宽税收、外汇使用等优惠政策，有利于跨国公司内部的全球调拨、会有更多的金融机构在上海注册开业。

　　2、自由贸易试验区的推进将使得海上保险等航运服务业务在上海得以培育和集中，解决航运中心建设中金融支持的问题，这将使得上海获得更多的制度红利。

　　3、国务院2012年底批复同意，自2013年1月1日起，经浦东和虹桥国际机场中转第三国的45个国家外籍旅客将享受72小时过境免签政策，再加上自由贸易区的项目，自贸区将有望成为贸易和购物零关税的自由港。

　　4、免税和自由港将有利于吸引高端制造业，而贸易区将有利于吸引更多的加工、制造、贸易和仓储物流企业聚集，叠加中国的产业升级。因此，自由贸易区对于物流的集聚效应将更加显著。[10]

　　2013年上海综保区将推进国际贸易结算中心、融资租赁、期货保税交割功能、扩大保税船舶登记试点规模、研究建立具有离岸特点的国际账户等十项功能先行先试。

　　1、深化国际贸易结算中心试点运作

　　2、融资租赁功能全面发展

　　3、以期货保税交割功能促进大宗商品产业集聚

　　4、扩大保税船舶登记试点规模

　　5、推动机场区港一体化迈出实质性步伐

　　6、做大洋山保税港区国际中转集拼业务

　　7、全面推进亚太营运商计划。

　　8、探索“前店后库”联动模式

　　9、试点全球维修检测业务

　　10、研究建立具有离岸特点的国际账户

　　利好

　　利好一：拟开放人民币资本项目。金融领域试点最惹人关注，上海市金融办副主任徐权表示，自由贸易试验区的试点内容涉及金融方面的包括利率市场化、汇率自由汇兑、金融业的对外开放、产品创新等，也涉及一些离岸业务。上海市市长杨雄也在前不久的陆家嘴论坛上证实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正在申请试点人民币资本项目下开放，而且这一改革方向不会因为短期的流动性变化、热钱流向的变化而变化。

　　利好二：构建离岸金融中心。离岸金融业务是自由贸易区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与人民币资本项目开放一脉相承的。复旦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孙立坚也看好上海的离岸金融中心，人民币汇率价格发行机制能使外流资金更好地周转，提高人民币使用的效率。

　　利好三：可能推15%企业所得税优惠。上海将推动税收创新，包括离岸贸易、金融采用低税率，对境外投资收益采用分期缴纳所得税等优惠政策支持自由贸易园区内企业发展。有媒体报道称，为鼓励企业发展，上海将在税收方面采取低税率，其中将包括对自由贸易区内符合条件的企业减按15%的税率征收企业所得税。

　　利好四：贸易领域监管模式创新。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将实施“一线逐步彻底放开、二线安全高效管住、区内货物自由流动”的创新监管服务新模式，这是与上海综合保税区的主要区别。所谓“一线”，是指国境线;“二线”是指国内市场分界线，也就是自由贸易试验区的空间分界线。创新监管模式提出要将一线监管集中在对人的监管，口岸单位只做必要的检验检疫等工作，特别是海关方面将不再采用批次监管的模式，而采用集中、分类、电子化监管模式，达到自由贸易试验区内人与货物的高效快捷流动。[3]

　　利好五：推动外贸物流创新发展。整合了外高桥保税区、外高桥保税物流园区、浦东机场综合保税区等四大保税区后的上海自贸区利好外贸物流。物流专家、《供应链为王》作者杨达卿表示，上海自贸区也将是国内最大的物流特区，其发展依赖长江经济带，并反推长江经济带物流业发展。长江是全球最大的内河水运通道，被称为黄金水道。上海港90%的集装箱货源来自长江经济带，埔东机场将成为全球最大的货运机场也依赖长江经济带。杨达卿指出，自贸区对长江经济带物流业的影响呈“凤凰形”：上海是凤头，长三角是凤身，江苏浙江是两翼，横跨中国东中西6个省和2个直辖市的长江流域是凤尾。凤凰能飞多高，需要凤头控制方向，需要两翼给力保障，还需要尾羽支撑平衡和助推跨越。因此，上海自贸区的物流利好的发挥，需要长江经济带协同共振。[11]

　　专家看法

　　建设试验区有利于打造中国经济“升级版”

　　国务院常务会议3日原则通过了《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总体方案》，宣布在上海外高桥保税区等4个海关特殊监管区域内建设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使之成为推进改革和提高开放型经济水平的“试验田”，打造中国经济“升级版”。

　　对外经贸大学中国WTO研究院院长张汉林认为，中国是经济全球化的受益者，需继续坚持扩大开放的战略，采取积极主动的措施，推动全球化朝着更加均衡的方向发展。

　　对外经贸大学国际经济研究院WTO专家张军生说，入世十多年的经验显示，开放引入竞争激发了中国企业的活力。当前尤其需要进一步对外开放，促进企业转型，为经济注入活力，推动中国经济“升级版”的实现。

　　记者采访发现，业界对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最大的期待聚焦于投资管理新体制、服务业进一步开放，以及人民币资本项目可兑换、利率市场化、汇率市场化和离岸金融等。

　　兴业银行首席经济学家鲁政委认为，当下启动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将为中国第三产业的改革开放注入动力。

　　“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的设立将给中国带来历史性机遇。”弘毅投资总裁赵令欢说：“除了国际贸易能级的提升，中国金融体系加快开放、与国际接轨，将会在新形势下释放巨大的改革红利。”

　　国务院要求，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要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发挥示范带动作用，有利于打造中国经济“升级版”。

　　专家认为，我国探索建立自由贸易试验区，是为更大范围、更深层次的开放积累经验，使得中国在世界经济格局大国博弈中获得有利地位和匹配的话语权。[12]

　　人民币自由兑换

　　金融业对外开放是符合国际惯例自由贸易区的重要特征。此前，《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总体方案》申报稿中明确提及希望在自由贸易试验区先行先试人民币资本项目下开放，并逐步实现可自由兑换等金融创新。未来将附条件地准许自由贸易试验区内的企业进行人民币自由兑换。

　　建设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的目的在于寻求金融、行政管理、税收、法规等方面的突破和创新，上海综合保税区相对应成立了准入开放、金融创新、综合监管、条线监管四个工作组，主动参与相关部门的制度创新工作，参与建立与国际高标准投资和贸易规则体系相适应的行政管理体系。

　　国外的管理模式遵循‘法无禁止即自由’的原则，而我国则采取行政许可、审批制度。探索外商投资负面清单管理即整理出法律禁止事项，这意味着未来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范围内的外商企业管理将逐步和国际接轨，审批制也将转为备案制。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内将率先改革投资项目管理、外商投资企业设立及变更管理、工商登记三个环节。[1]

　　开放，几十年来带动中国经济腾飞的两翼之一，正在被赋予新的动力与内涵。越来越多国际观察者注意到，中国近期稳步推进的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无疑是中国对外开放战略中又一具有深远历史意义之举。

　　从7月3日国务院宣布决定，到8月26日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四次会议审议相关法律，中国政府建立上海自贸区的政策从行政提案到立法程序跟进，轮廓日渐清晰。[13]

　　这是中国新领导人的一项“顶层设计”，英国《经济学人》杂志如此评论上海自贸区。“这一具有前瞻性的工程是迈向正确方向的一步，”德国联邦中小企业联合会负责经济和政策事务的专家罗文尼希这样告诉新华社记者。

　　以自由贸易区作为经济发展催化剂是国际通行做法。研究显示，不同国家和地区根据自身经济需要，所建自贸区特点各不相同，例如香港、新加坡代表的整体型自由港，德国汉堡、韩国釜山、印度尼西亚巴淡代表的自由贸易港区，巴拿马科隆代表的贸易型自贸区，韩国马山、台湾高雄等出口加工区，阿联酋的工贸结合型自贸区，以及荷兰鹿特丹港等物流型自贸区等等，不胜枚举。

　　为货物、投资与金融开绿灯，让自贸区促进经济，世界各有其策。而有过深圳特区、浦东新区等多年开放试点的中国，如今在上海这一“经济首都”首次开设自贸区，却并无成例可循，意义更今非昔比。

　　许多海外舆论关注到，上海自贸区将会带来巨大金融红利。《纽约时报》近日报道，上海自贸区释放出金融改革信号，这里将成为放松资本管制和人民币可自由兑换的桥头堡。日本《产经新闻》称，试验区将试行人民币交易等金融自由化措施，吸引海外投资，使之成为中国经济增长原动力。

　　另一些观点认为，上海自贸区将改变地区乃至国际贸易格局。“如果上海自贸区配套措施跟得上，它将对世界贸易产生巨大影响。”罗文尼希说。《经济学人》引用相关人士预测说，上海自贸区有望成为泛亚地区的供应链枢纽，建成世界领先的大宗商品交易中心。

　　思考更深入的海外观察者则看到，上海自贸区投石问路，以点带面，是中国以开放促改革策略的又一颗“探路石”，其“可复制、可推广”前景可观，其发展红利不仅将利好中国，也将惠及世界。[13]

　　印度《经济时报》载文认为，启动上海自贸区是中国探索改革开放新路径的试验场。韩国现代经济研究院中国问题专家韩载振博士认为，上海作为试点，对中国经济可起到“试金石”作用，有助于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和市场进一步开放。

　　海外专家还认为，上海自贸试验区本身即是制度创新，是“顶层设计”与“摸石头过河”认识论与实践论的双重体现。而“体制创新更具红利”。正如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所所长郑永年强调，创新就是培养新利益，培养新体制，而新利益和新体制的产生和成长，有利于改革旧利益与旧体制。

　　改革开放只有进行时，没有完成时。上海自贸区为中国的开放战略设下开放式问题。它随时间带给世界的，将是又一场令人兴奋的试验。[13]

　　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四次会议8月30日作出决定，授权国务院在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暂时调整有关法律规定的行政审批。

　　对于此次授权，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的决定指出，是“为加快政府职能转变，创新对外开放模式，进一步探索深化改革开放的经验”。决定指出，上述行政审批的调整在三年内试行，对实践证明可行的，应当修改完善有关法律;对实践证明不宜调整的，恢复施行有关法律规定。

　　根据决定，全国人大常委会授权国务院在上海外高桥保税区、上海外高桥保税物流园区、洋山保税港区和上海浦东机场综合保税区基础上设立的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内，对国家规定实施准入特别管理措施之外的外商投资，暂时调整外资企业法、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和中外合作经营企业法规定的有关行政审批。该项决定自2013年10月1日起施行。[1]

　　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预计将在2013年9月底挂牌。全国人大常委会将审议并决定在试验区调整涉及部分法律规定的行政审批和事项。可以确定的是未来外商投资的自由度将更大，这也是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与国际接轨的第一步。